郭汝瑰：我党的红色特工，深受老蒋信任，关键时刻却率部起义投诚
1949年12月10日，已经退守台地区的蒋介石收到一封加急电报，上面写着：郭汝瑰率领部下起义投诚，迎接解放军入川。
这一消息气得蒋介石暴跳如雷，忍不住破口大骂，此时他才明白，自己如此信任的属下，竟然是潜伏多年的红色间谍。
1907年，郭汝瑰出生在四川一个落败的书香门第，郭家祖上出过不少大官，他父亲也是颇有才名，可惜清末取消了科举制度，父亲的愿望落空了。
可能是因为壮志未酬，父亲经常在家中议论时政，尤其是喜欢抨击当时北洋军阀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
郭汝瑰自小耳濡目染，小小年纪就对政治、官场有独到的见解。
1925年，18岁的郭汝瑰高中毕业，却对自己未来的道路难以选择，父亲想让儿子学医，而郭汝瑰自己受到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想选择工科。
与此同时，郭汝瑰的堂兄郭汝栋当上了川军师长，他选拔了一些青年军官去黄埔军校学习，觉得自己的小堂弟挺适合从军，便来询问他的意见。
学医、学工还是从军？郭汝瑰此时毕竟还是个18岁的青年，一时决定不下。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不管是科学救国还是实业救国，都无法从根本上拯救国家，最终郭汝瑰决定去黄埔军校学习，他的军旅生涯也从这里正式开始。
郭汝瑰在黄埔军校读书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蒋介石带着部分心腹去了南京，军校里留下的政治教官大多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郭汝瑰阅读了李达、陈独秀等人的著作，意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国家富强起来，于是他想要加入我党。
但因为他是军阀郭汝栋的堂弟，身份比较敏感，组织上告诉他要考察一段时间后才能决定。
1927年，郭汝瑰即将学成毕业，在这一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主持黄埔军校校务的吴玉章认为，蒋介石下一步很有可能会进攻武汉，四川军阀杨森已经与其同流合污。
出于大局考虑，吴玉章希望郭汝瑰和傅秉勋两人，能说服郭汝栋出兵阻止杨森，之所以派他两人去，是因为郭汝瑰是郭汝栋的堂弟，傅秉勋则是他的妹夫，有了亲属关系，自然好说话一点。
然而，当郭汝瑰两人风尘仆仆赶到四川后，郭汝栋只是假意答应了他们，私下里却早已向蒋介石效忠。
被蒙在鼓里的郭汝瑰留在了郭汝栋的地盘里，到处发表演讲，宣传孙中山的思想和政策，痛斥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
1928年5月，经共产党员袁镜铭牵线，郭汝瑰加入我党，实现了多年来的夙愿，此时郭汝瑰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
郭汝栋投靠蒋介石后，思想日趋反动，他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其中就有郭汝瑰的恩师李蔚如。
对此，郭汝瑰自然是义愤填膺，再加上他以前反对蒋介石的一些表现，使郭汝栋怀疑自己这个堂弟是共产党员。
毕竟是亲戚，郭汝栋也不想对堂弟下手，于是就强行把郭汝瑰送到日本留学，因为事发突然，郭汝瑰根本来不及与我党通信，就这样失去了联系。
在日本，郭汝瑰感受到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和歧视，这更加坚定了他报效祖国的信念。
“九·一八”事变后，郭汝瑰愤而退学，回国后进入中国陆军大学深造，并且在毕业后留校任教。
“西安事变”后，国共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郭汝瑰终于等到了为国而战的时机。
经引荐，他加入了国民党军队，由于有勇有谋、见解独到，很快得到了上级陈诚的器重。
淞沪会战中，郭汝瑰面对数十架敌机的狂轰滥炸，仍然临危不乱，率领手下与日军拼杀7天7夜，8000多人的队伍最后仅剩2000人，阵地却成功保住了。
经此一役，郭汝瑰成为全军有名的战将，让那些以为他只是个文弱书生的人刮目相看。
到了武汉会战时，蒋介石等人本打算听从德国顾问的建议，在武汉构筑环形工事，做好死守的准备，但这一方案却遭到郭汝瑰的质疑。
他认为：军队应该利用武汉的山地优势，与日军正面作战，这样进可攻退可守，即使失败了，也不会造成重大伤亡。
郭汝瑰的想法令人耳目一新，与会人员纷纷赞同，陈诚也认为这一建议甚好，于是指定郭汝瑰重新部署武汉战役的作战计划。
结果真如郭汝瑰所料，武汉战役国军因为采取了外围作战，没有造成重大损失，郭汝瑰也因此受到陈诚的另眼相看，不仅升了官，陈诚还把他推荐给了蒋介石。
在抗日战争中，郭汝瑰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得到了陈诚、薛岳等人的重用和肯定，立功无数，逐渐从陆军大学的一名普通教官进入了国民党政权的上层，成为蒋介石心目中的军界精英，深受信任。
到了1945年，郭汝瑰已成为掌管全国各军师编制、装备的军务署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可以说是位居国民党上层了。
然而，平顺的仕途并没有让郭汝瑰多么高兴，因为此时他发现日本虽然投降，但我国离他想象的样子还很远。
自从成为国民党高层，郭汝瑰经常与许多军政要员接触，长期下来，他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黑暗现象愈加不满。
比如，郭汝瑰担任暂5师师长，在这之前，他以为这支队伍在抗日战争中失败主要是因为装备落后和指挥失误，然而郭汝瑰亲自接手队伍后才发现，这个暂编师实际上只有3000多人，却为了吃空缺谎报成7000多人，这让郭汝瑰震惊的同时深感失望。
另一方面，在国防研究院任职时，郭汝瑰终于有时间完整地阅读孙中山先生的著作，他发现蒋介石从来没有实行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现在国难当头，前线战士浴血杀敌，身处大后方的达官显贵却在勾心斗角，过着奢靡的生活，大发国难财，壮士前方半死生，美人帐前犹歌舞，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另外，在日本还没有正式投降时，蒋介石就急不可耐地采取更加露骨的反共方针，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还未结束，蒋介石就已经在盘算着之后的内战了。
郭汝瑰虽然身居高位，却不肯同流合污，他的工资仅够一家人的正常开销，有时甚至还要靠亲戚接济。
为了心中的操守，郭汝瑰安于清贫，然而国民党内的种种现象却让他绝望不已，他意识到新中国的希望还是在我党这边，认清现实后，郭汝瑰开始找机会与我党恢复联系，最终见到了董必武。
董必武告诉他，相比起去延安，郭汝瑰继续留在国民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就这样，郭汝瑰成为了我方的高级情报工作人员，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郭汝瑰冒着生命危险，为我党、我军秘密提供了许多核心的军事情报。
有时，蒋介石这边刚结束会议，当天我党就已经拿到了全部重要情报，正因如此，我党才能抢占先机，先发制人，可以说郭汝瑰为我方最终的胜利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前夕，郭汝瑰受命制定作战方案，并送给蒋介石审批。
蒋介石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看到这个方案，解放军就已经收到了消息，有了这位红色间谍的帮助，淮海战役最终的结果毫无疑问是我军取胜。
然而，郭汝瑰的举动也引起了一个人的怀疑，这个人就是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杜聿明。
早在解放战争前期，杜聿明就开始怀疑郭汝瑰了，起因是有一次杜聿明去郭汝瑰家里做客，发现郭家的沙发竟然缀满了补丁。
杜聿明心想，此人如此清廉，做派不像国民党，倒像是个共产党，于是杜聿明向蒋介石提出了自己的怀疑，没想到蒋介石听后非常生气，训斥道：“难道我们堂堂政府的官员，只要不到处捞银子，就是共产党员吗？我政府中就不能有廉洁的人吗？”
事实证明，杜聿明的直觉是准确的，淮海战役失败后，杜聿明还是觉得郭汝瑰不对劲，但碍于郭汝瑰是蒋介石的嫡系，没敢继续质疑。
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蒋介石在退守台地区之前，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西南地区，于是特意把自己的心腹郭汝瑰派去四川，希望他能积蓄力量，伺机配合反攻。
1949年12月10日，郭汝瑰发布《起义告官兵书》，率领部下起义投诚，接受我军改编。
自己深信的心腹，竟然是潜伏多年的间谍，远在台地区的蒋介石得知此事后气得破口大骂，然而他却已经无力回天了。
1997年，郭汝瑰因车祸去世，享年90岁。
消息传到台地区后，郭汝瑰昔日的同僚几番辗转，托人寄来了一封信，上面却什么也没写，这封“无字天书”让郭家人摸不着头脑，直到多年后才解开了谜题。
原来，当年郭汝瑰与同僚们分道扬镳时曾说过“一切尽在不言中”，这封没有文字的信就是暗含了这个意思。
说到底，郭汝瑰和许多军人一样，他们的目的都是保家卫国，无奈立场不同，只能互相对立，但彼此是可以理解的，这封“无字天书”虽是白纸一张，却具有深重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