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中的琦善是“卖国奸臣”还是“远超时人的外交家”？

在正统评判中，琦善总是以卖国“奸臣”的形象出现，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也有持不同观点的史学家，提出不一样的主张，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蒋廷黻。（蒋廷黻(1895-1965年)，湖南邵阳人，是近代民国时期重要的史学家，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开拓者。曾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也是民国时期学者参与政治最为成功的一位，曾先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等等职位）

蒋廷黻初谈琦善

1931年，蒋廷黻在《清华学报》上发表《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从外交的视角重新评价琦善。他看来，“鸦片战争，当做一段国际史看，虽是如此畸形混沌，然单就中国一方面研究，则显可分为三期。”第一期是林则徐在广东担任钦差大臣时期，“严格说，实无外交可言。”第三期是道光皇帝主政时期，“更无外交可言。双方均认交涉无望，一意决战。” 惟独琦善主政的第二期“曾有过外交相对的局势。”在中国一方面琦善的态度是外交家的态度。他与英军文书来往时，一般会使用“贵国”“贵统帅”这样的字眼来称呼英方代表。并且他与英军面谈的时候，也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英方代表。更不用说琦善的目的，是期望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英军的进犯。同时，蒋廷黻进一步称赞琦善“可说是中国近九十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由此可以看出，蒋廷黻对琦善的评价已经高于林则徐。

不仅如此，而且蒋廷黻还批评了抨击琦善在鸦片战争中军事表现的观点，主要围绕琦善是否在广东撤防。关于琦善到广州之后下令撤防、裁军、解散水勇等问题，蒋廷黻认为撤防诚有其事，但责任不能由琦善承担。因为道光皇帝是一个极其推崇节俭的皇帝，为“节省靡费”起见，于1840年9月初已经下旨让沿海七省裁撤军队，那时琦善尚在直隶总督任内。“总结来说，与鸦片战争有关系的四省，除福建不明外，余三省——江苏、浙江、广东——均在琦善未到广东以前，已遵照皇帝的谕旨实行撤兵。”撤防确有其事，但是撤防道光帝的旨意。在琦善到达广东之后，他也没有主动撤防的行为，战争因撤防失败的罪责不能归于琦善一人。所以，蒋廷黻认为琦善在军事上，虽然没有可以称赞的地方，但是也没有可以责备的不足。

在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中，“汉奸”是饶不可恕的大罪，要为“汉奸”正名要饱受非议，承受很大的压力。那么，蒋廷黻为何要为琦善“正名”呢？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蒋廷黻在1938 年 10 月 31 日写下了一份遗嘱中略见端倪，“我生平有一大遗憾，即未阻止中日战争的发生。九一八事变以前，我知道我们在东北应该避免与日本的冲突，我却没有努力昭告国人。九一八以后，我知道我们应该妥协，我却没有尽力向国人解释。入政府以后，我知道我们应该消极对日，积极改革内政，建设新国，我却未完全尽我的责任。”

由此也可见，蒋廷黻将琦善塑造成为“外交家”的原因，首先，在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强行侵占我国东北地区，而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放弃东北，这在当时社会中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国内外的谴责声音源源不断，而蒋廷黻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为不抵抗政策做辩护，以达到安抚社会情绪，稳定国民政府统治；其次，蒋廷黻为琦善辩护，其目的是研究近代中国应采取何种方式来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肯定琦善，是为了由此表达自己心中的一个观点：要想真正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方法不是只有顽强抵抗，而更应该支持政府利用外交活动赢得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来全面建设国家内政；最后，蒋廷黻本身是一名外交家，与其经历有关系，并且在历史研究中，他也重视中国近代时期的外交方面，通过研究琦善外交行动，填补近代中国外交史的空白。

蒋廷黻再论琦善

然而，蒋廷黻为琦善“正名”的观点一经提出，遭到了各方面的批评与非议。1935年陶元珍发表《读〈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从军事与外交两方面予以反驳。第一，琦善在军事上存在着撤防，轻视国防，而且“琦善在坐镇广东的前半期虽曾增防，但他增防的用意不过是虚张声势，”这样的增防没有任何益处，以及后来没有及时增援战斗军队等四个问题；第二，在外交上，首先“琦善还缺乏一个外交官起码应具备的条件——对政府诚实，”他屡次欺蒙道光帝。其次他也没有以完全平等的态度对待外人，甚至“对待外人有时即不免卑屈，”并且对英国除了知道船坚炮利外，其余也是一无所知，所任用的下属，如鲍鹏之流，没有真材实料，也没有什么真正可以实行的外交方案，总结出来就是“琦善在外交方面应受责备的地方似乎比值得称赞的地方还要多。”所以根本不存在“远超时人”。除了军事和外交之外，陶元珍认为蒋廷黻对琦善的评价高于林则徐则更不可取，全面地否定了蒋廷黻对琦善的评价。他认为琦善未能坚持禁烟运动，便是琦善外交的失败。陶元珍这样逐条清晰地反驳又给琦善的“奸臣”形象再次定论。

蒋廷黻在其六年后的著作《中国近代史》中，又一次表达对琦善的看法，认为琦善至少是明智的，“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地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由此可以看出蒋廷黻前后对琦善评价的改变，从“远超时人的外交家”到是“不足责”的，虽然蒋廷黻对琦善的评价换了调，说明了他对妥协和投降有新的看法，但是总体来说他都不认为琦善是“奸臣”，甚至是“卖国贼”，需要背负卖国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