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石：什么是文学

胡小石：什么是文学

无论什么道理，只要不故意去追寻一种很玄妙的解释，都能得着普通的意义。文学，这件东西，并非从天上掉下的。只是由人造的。从根本上说来，人就不是一个什么玄妙的东西，不过是生物之一种。所以我们最好是从生物上，去给文学的起源，下个解释。

一切生物的生存，都具有两种目的。一为个体的维持，一为种族的维持。要求达到第一种目的，为“食”。要求达到第二种目的，为“色”。人们自然不能例外，故生活问题与配偶问题为人类往古来今之两大事件，正如中国古人所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西哲所说的“饥与爱”。但这两种欲望，不一定人人都能够满足。有时个体生活，偏偏不能维持，种族生活，更说不上。于是因种种不满，而发出欲望之呼号，甚至酿成战争的惨剧。人类因求生意志的不遂，和欲望不能如愿以偿，且同时又受社会上的风俗习惯的束缚，法律舆论的制裁，不能为所欲为，所以就发明了一种“移情”的方法，在实际生活上所获得的许多烦恼，转而向空虚的地方去求安慰。照这一点看来，文学与宗教恰有相似之处。然而二者发生的情形虽同，而最后的结果颇不一致。宗教造幻想以安慰将来，所希望的幸福，却在身后。而文学则造幻想以安慰现在，正欲求得眼前之陶醉或解脱。

因文学与宗教在某点上有相同的作用，故宗教兴盛之时，亦即文学发达之日。如建安之世，五斗米教盛行，而邺中七子生于此时。东晋时有沙门慧远倡净土宗，当时彬彬文学之士最多。南北朝佛教势焰不小，骈俪的作家可车载斗量。五代时人多信仰佛法，有大批词人散居十国之中。大概由于时局纷扰，一般人生活失去常态，深感现世的不满足，想另寻一块理想之乐土以自适。不钻入宗教之圈套，便逃入文学的领域。

有人说，文学的创造，为人生之艺术化，或又名之曰美化。我看也未必尽然，反不如说创造文学，是使人生活虚化，较为确切。以上所说的，都是关于“移情”一方面。

除了移情以外，还另外有一种作用。文学家最不爱说直话，美人芳草之词，风雨鸡鸣之喻，表现的语辞和内涵的意义不一定是那一回事，这可名之曰“移象”。即如模山范水，游仙谈玄，何尝又不用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呢？

因文学是逃往于虚境者的产品，故文学说不上有什么大的实用。又因为文学多产生于不满足之际，故文学每多愁苦悲叹之声，如“《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然而文学一方面虽由穷愁而起，一方面又可以安慰穷愁。文人虽形容憔悴，亦能怡然自得。正如《诗品》所说：“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

个体的维持与种族的维持，是一般生物和全人类的共同的要求。把这两种要求表现在文学里面，所以一种民族里的作品，能博得任何民族的同情。这就叫作文学的普遍性，即《诗叙》所说“言天下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这一人非是别人，就是作诗之人呀！

又从另一方面看去，文学是逃实入虚，而发泄不足之感情的利器。然同时因种种关系，又不容作者尽量发泄，请谓极浪漫之能事。尤以自来儒家之伦理观念，极为文学之大障碍。所以《诗叙》上有“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话，就是要制止极奔放的热情，使过于浪漫的情感有所节制。

日本厨川白村在他的《苦闷的象征》一书中，解释文学的起源，由于创造生活力之压抑。创造生活所包者广，即如消遣，亦即其中之一种，如公子或隐士之养鸟莳花，兴趣十分浓厚，至如猎人之天天捕鸟，园丁之日日栽花，反成苦境。又与其说马之拉车，不如说车之推马。因为马并不愿意自己拉车，乃由人驾车子催着马走。而此拉车的马，已失去它的创造生活了。

但是创造生活的被压抑，由于实际生活之不满足。如实际生活满足以后，则创造生活力之受压抑，必不如是其甚。文学之产生，是由于创造生活之被压抑而生的反响。如是说来，凡是境遇充裕之人，必皆不能成为著名之文人了。其实不然，人永无满足现状之一日。生活一天，总要求向上一天。纵然一己的境遇，虽感觉得好，若对于其他境遇不如己的人表同情，自然便发生同感，亦能创造文学，如魏之贵为皇亲之曹子建，唐之早年登科第之白香山，作诗多陈民间疾苦，清人中如纳兰容若之大贵，项莲生之大富，而读《饮水词》与《忆云词》，可以不断地看见他的悲哀情调，不像大富贵人家的口吻，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这不是可以做证明吗？

从以上的种种说法，可以知道文学是一样什么东西了。在此“未能免俗”，聊为文学下一种界说：

文学，是由于生活之环境上受了刺激而起情感的反应，借艺术化的语言而为具体的表现。

今人多谓文学为人生之表现，此乃指文学之对象，而忽略他的动机。或又谓文学，所以指示人生之途径，又把文学弄成伦理学之奴隶。指示途径，可说是它的副产品，与文学之本身无关。“情动于中”，正是文学的动机，也正是其内容，但这情感，不是白白发生出来的，乃由于受环境之刺激而反应出来的。若如此说，则人生已包括在内。“而形于言”，乃兼及外表。这种语言，又和寻常日用品不同，是被艺术化的、有声有色的。因纯文学自然有它的音节，又不能用音乐以表现之。因音乐太抽象了，故贵乎用一种具体的语言。且文学最忌抽象的表现。与其空说春景鲜明，不如说“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与其空说秋容惨淡，不如说“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所以论列一种文学，对于作者的环境更当特别注重。在讲文学史的人，尤其应该如此。有人又以为文学纯为天才产物，本不受环境的限制。其实两说都言之成理，然又各有所偏。古已有之，列举如下：

（一）先天说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我国文人最喜谈“气”，解释各不相同。这里所指的气，即是“才性”。后来清代姚鼐、曾国藩一般人所倡的阳刚阴柔之说，即从此生出。

（二）后天说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屈原放逐，乃著离骚。”

谢灵运《拟邺中集诗小叙》论王粲：“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论陈琳：“袁本初书记之士，故述丧乱事多。”

钟嵘《诗品》论李陵：“使陵不遭辛苦，其为文亦何能至此。”

两说不为无理，然先天、后天必兼而有之，始能卓然成文学名家。创造文学，必须天才，是不消说的。譬如天才是水，天才不丰富的，正如涸池浅沼。富有天才的，好比长江大河。然若水不遇风，则波平浪静，毫无奇观。或微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或狂风怒号，卷起万顷波涛。后天的修养及其刺激，亦正如风一样，既受先天之惠，复得后天之助，文学不患不成。若专恃天才，而无相当修养，不惟怠人志气，即早成熟的，亦多华而不实，故讲文学史的人，与其重先天，不若重后天还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