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北满省委书记金策
金策，别名金洪善、金城、金印、金印植、罗东贤，朝鲜咸镜北道城津鹤城（现金策市）人，幼年时期移居到延吉（现吉林省龙井市），在龙井市第一中学（当时大成中学的前身东兴中学）就学。上学时期，参加了地下青年团体。中国共产党党员，1936年8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4师政治部主任、中共北满省委书记等要职。
在东北抗日斗争史册上，有这样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一生数次被捕，已被押赴刑场，最终枪下留人。他是最后一位北满省委书记，在东北抗联主力大部已撤往苏联的情况下，仍坚持战斗在东北疆场，成为最后一位退入苏联的抗联高级将领。他就是金策 。
金策一家
金策1903年8月14日出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城津郡(现金策市)鹤上面棒枰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金策，原名金东□(原件缺损)，后改名叫金洪启，别名金洪印、金印、金印植，化名罗东贤。祖父叫金君直，是农民，父亲叫金智模，母亲朴氏。金策一家有三兄弟，哥哥叫金洪善，弟弟叫金重熙。金策在朝鲜时没有上过学校。金策一家大约在1910年前后，越境迁入到中国东北，居住在吉林省延吉县平岗基成村，靠种地来维持生活。金策和哥哥、弟弟一起自幼开始务农，为生活而奔波。未过多久，哥哥金洪善就投入反日民族独立运动的浪潮中，这给金策和他的弟弟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力量。金策随即在延吉县参加了青年思想运 动 。
金策一家中给金策影响颇深的是哥哥金洪善。但关于金洪善的历史资料很少，在姜万吉的《韩国社会主义运动人名辞典》中有一段关于金洪善的记载。金洪善(?一1933年)出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城津郡，曾用名金弘善、金洪宪。后改名叫金城。他在龙井致力于东兴中学的建立，是火曜派成员，曾任朝共满洲总局宣传部主任，中共宁安县委书记等职。朴昌星所著《中国朝鲜族历史研究》一书“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的革命活动”一节中提到金洪善(又名金弘汉)担任过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的宣传部长。说明他是朝鲜共产党火曜派的 主要干部。金洪善可能是在1930年上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因为朝鲜共产党火曜派所属的满洲总局，3月20日ML派所属的满洲总局宣布解散后随即发表了解体宣言，开始加入中国共产党。关于金洪善的死因，金策在1941年《履历书》提到“1938年我听周保中同志说，我兄在东满有民生团嫌疑而被杀了”。因资料有限，无法考证金洪善的确切死因。
金策在1941年《履历书》中称自己“没有受过正式教育，只是年轻时在延吉县平岗基成夜校里念过几次，是利用冬季闲时念的，其余都是自习的”。金策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大都是通过自学增长知识的，但其所念的几次夜校，估计与哥哥金洪善的帮助是分不开的。金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饱受反日爱国运动的洗礼，培养了吃苦耐劳，保家卫国的革命精神，为其以后投入到更加激烈，更加艰苦的反日斗争打下了基础。
金策早期的革命活动
1926年冬，金策在李周和介绍下，加入了朝鲜共产党组织，参加东满区域局下属平岗基成村党支部活动，该支部书记为金万兴。东满区域局是当时三个区域局中革命力量最强的一个。
东满区域局成立以后，首先整顿和统一所属的各革命群众团体，积极吸收新党员，扩大革命力量。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发动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日本侵略和剥削的运动。1927年5月1日，东满区域局发动龙井及其附近的几百名青年学生开展反日示威运动。金策在朝鲜共产党内活动期间，不仅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觉悟，也积累了宝贵的革命斗争经验，为将来开展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
1927年，金策担负互济会工作，由于工作表现出色，9月份被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提拔为北满道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当时书记为李周和，宣传部长为郑成基。但不幸的是，正当金策准备复命之时，被龙井的日本警察突然逮捕。当时一起被捕的共有40多名爱国人士，全都被押送到朝鲜京城西大门监狱。他在这里被关押三年，直至1930年1月才出狱。这是金策参加革命以后的第一次被捕。在狱中期间，金策受敌人的严刑拷问。但无论敌人怎样威逼利诱，他始终坚持革命立场，严守党组织秘密，保持了高度的革命热诚和信心。
金策在朝鲜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革命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从工作经历中可以看出，他从一个普通的朝鲜民族爱国青年到朝鲜共产党员，后被提拔为北满道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还不到两年时间。这充分而有力地说明金策在众多朝鲜共产主义者当中不仅革命觉悟较高，立场坚定，而且组织工作能力也很突出，深得上级党组织的信任。
1930年1月，金策从京城西大门监狱出狱以后，就回到延吉县平岗基成村。被当地民众推选，担任该处一所小学的教员。但没过多久，金策就与这里的朝鲜天道教团体发生冲突。当时在延边地区有很多宗教团体及其所创立的学校。在1905--1929年间，由宗教系统创立的私立学校中基督教有74所，天主教有19所，天道教有7所，其他宗教系的有34所。起初，这些宗教团体的教育大都以民族主义和朝鲜独立为内容，但后来随着马列主义的传播，在各学校里发生反宗教、教育和宗教分离等运动。加之日帝的残酷镇压，这些宗教团体为了自身的安全与生存发展，便放弃了排日的教育内容，只进行单纯的宗教活动，无形之中对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起到阻碍作用。由于金策在学校里宣传马列主义和社会革命思想，危及到宗教团体的生存利益，所以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起械斗事件。随后宗教徒跑到龙井国民党地方法院控诉，金策被关押一个半月，后被判罚金120元而出狱。
1930年5月，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延边地区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红五月斗争。这场红五月斗争对朝鲜共产主义者来说有其特殊意义。“当时中国共产党按照一国一党的组织原则吸收朝共党员一事还不完整，朝鲜各派依然以群立状态存在。在这场以5.30暴动纪念日为契机爆发的红五月斗争中，中共满洲省委要求朝鲜共产主义各团体发动全体党员参加斗争。并且只有在斗争中经受住勇敢和牺牲的考验者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各派别都非常踊跃地参加运动，使 红五月斗争发展的异常迅速和广泛”。金策也毫不忧郁地积极投身于这场斗争，接受了党组织的考验。5月，日本警察又到抗日活动频繁的龙井村追查抗日分子，为免遭毒手，金策到宁安县东京城家中暂避几个月，为了掩护身份，改名为金印。并在中共宁安县委东京城党支部书记崔洪基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金策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转战于北满各地，为中朝两国的抗日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与金策
1930年5月，根据共产国际“六大”提出的“一国一党”的决定和中共中央的指示，金策于1930年7月27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东京城支部组织干事。
8月，宁安县委决定将东京城支部扩大为东京城区委时，任命金策为其区委书记。此时中国共产党正处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最严重时期，夺取政权、组织地方暴动为当时农村工作的总路线，全国各地都热衷于发动群众，组织罢工和暴动工作。
9月，中共宁安县委改组为中共宁安行动委员会，10月，在其代表会议时，金策被选举为该行动委员会的书记。11月中旬，又兼任宁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由于当时错误的估计形势，不切实际的组织暴动，党团组织损失重大。
11月28日，金策同团县委书记一行六个人被宁安县国民党军队逮捕，送到哈尔滨护路军总司令部拘留所，在这里被关押了8个月。
金策当时被捕时称为金印植，出狱后改名为金策。1932年在宾县做地下工作时还曾用过罗东贤的名字。1931年8月，金策被移送到吉林监狱监禁8天，然后转移到奉天监狱，被判刑7年。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才被释放出来。出狱后，金策去哈尔滨找到中共北满特委兼哈尔滨市委。1932年1月，哈尔滨特委派金策到宾县担任党特支书记工作，领导宾县人民进行反日斗争。
金策化名罗东贤，深入农村，把特支建在基层，多次召开特支会议，研究发展组织工作，在朝鲜族和汉族基本群众中发展党员。同时组织了抗日会，在群众中进行反日宣传。通过他的积极努力，党员很快发展到11人，团员增至6人，同年，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金策和尹庆述两人携带大量传单到宾县城里散发时，被反动大排队查出身上藏的一束传单而被捕，随即在该大排大队部经简单审问即刻决定枪决。当金策被20余名大排队员押送刑场，路经县城西门时，一名驻军队长向押送人员了解案情后产生同情。
随即向押送人员说情，述说金策等人反对日本侵略无罪，是爱国行为，应予以释放。反动大排队内本来就有人同情抗日革命者，又见是驻军队长说情，便将金策就地释放。金策又一次脱离了危险。
1932年秋，中共满洲省委派金策到珠河中心县委，中心县委指定金策担任蚂蚁河东党支部书记工作。1928年初，这里便有朝鲜共产党在这里活动。据《1930年吉林省各县略志—珠河县—吉林省公署总务厅调查资料》显示，当时珠河县总人口的4%，约4000人是朝鲜人。
经过1930年“红五月”斗争，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吸收了几名朝鲜共产主义者入党，同年8月建立了珠河县的第一个党支部。1930年下旬，中共珠河中心县委由初期的3名党员增加到87名，90%以上的党员和大部分领导人是朝鲜民族。
1932年9月，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机关在此设立，当时金策任军事委员。这时，金策与李福林在珠河县蚂蚁河东发动群众，成功组织了1000余人的反日示威运动。
1933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调金策到珠河县担任中共珠河县委委员。3月，金策与沙振华、张连科开辟并建立杨家街党支部。5月，当日伪军警对蚂蚁河东突袭进行“大检举”时，金策为免于被捕躲避了7天。事后，中心县委便以犯“对敌恐惧错误”论处，撤消其党支部书记职务。这是金策第一次受到党组织处分，他诚恳地接受组织上的处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定革命信念，更加积极工作。同年6月，珠河中心县委改组，金策被调到县委机关秘书处工作，专门刻写油印文件和传单。后来他任中心县委秘书长工作。同年11月，由侯启刚接任。到年底，珠河中心县委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特支，十个支部，共有94名党员，其中朝鲜民族43人，汉族51人，党组织得到巩固和加强。
1934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巡员张寿籛，到珠河中心县委视察工作，认为金策有自由主义和“派争观念”，撤消其中心县委秘书长工作，但他并没有气馁，反而更加坚定、积极地坚持革命工作。6月29日，珠河反日游击队扩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时，珠河中心县委同意调金策到哈东支队第三大队担任政治指导员工作。7月，又被调至哈东支队司令部任军需处长。金策在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工作期间受过两次处分，当时正值在东满抗日游击区大搞反“民生团”斗争的时期，原朝共党组织出身者到处受到怀疑和排挤。所以金策受到的处分与这场运动不无关系。但金策并没有气馁，继续为珠河地区党组织的扩大和游击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领导珠河人民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当中锻炼了自己，使自己的组能力和领导能力在斗争中得到充分的证实和考验，为以后做军政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3年3月，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对伪军进行争取工作，并在其内部发动起义，拉出来了一部分队伍。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为加强对这支哗变队伍的领导，顺利地开展反日武装斗争，当即选派张连科、李启东、金策到该队中去工作。但由于敌伪武装的进攻及队伍内的思想不统一，加之中共党员自身的工作失误，结果也没能成功。同年春，金策还和韩光、陈克强等人在三股流一带秘密组织反日会，通过印发传单，召开群众秘密会等形式宣传抗日，发展反日会组织。
1933年6月，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将部分共产党员派到义勇军孙朝阳部队中工作，试图用改造义勇军的办法来建立我党自己领导的抗日武装。9月，由于敌特的离间活动 ，义勇军内部分人阴谋加害队内的中共党员，赵尚志等7名同志得知消息后，决定携带一挺机枪和十一支大小枪支脱离孙朝阳部队。
这次行动不仅为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队伍打下了基础，也受到时任珠河中心县委书记关化新，组织部长李福林，秘书长金策等人的极大关注和积极支持。
金策与珠河抗日游击队
1933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在珠河县三股流正式宣告成立。队长为赵尚志，政治委员兼支部书记为李福林。全队共有队员13名，大小枪13支，机枪1挺。游击队创立初期，在珠河县各地广泛开展了清算汉奸地主，没收其财产，收缴“大排队”武装，教育和争取群众等斗争，部队得到迅速发展。到1933年冬，已经初步确立了以中东铁路以南三股流为中心的珠河反日根据地。珠河中心县委和珠河游击队把这块根据地作为开展各项反日活动和进行游击战争的后方基地，得到了珠河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大力支持。
1934年6月29日，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以下简称哈东支队)在珠河铁道南柳树河 支队司令员赵尚志，政委张寿籛，参谋长梁佐术。支队编有3个总队，9个大队，27个中队，共450余人，其中180多人是党直接领导的中坚力量。此时，金策在哈东支队第三大队任政治指导员。7月，调任哈东支队司令部军需处长，重点负责收集、分配和保存军队所必需的粮食、服装、枪支、弹药等物品，保障军队行动。另外，在哈东支队每次战斗结束之后，金策都要带领军需处人员打扫战场和收集物资。同年9月，在哈东支队攻克五常堡(珠河南部五常县重镇)战斗中，金策组织人员清理战场，缴获90余支枪，并按政策没收一家敌伪开设的当铺和一家商号的财物，获取了一大批布匹、胶鞋和面粉等物资，其余秋毫无犯，深得群众赞扬。战后，哈东支队将布匹运回四道河子根据地，除部分留为部队制作冬装外，其余全部留给当地农民群众或支援其它抗日团体用。
与此同时，金策还根据支队司令部的指示，依靠有限的生产条件，组织群众，在根据地开办了简易兵工厂、服装厂、印刷厂和医院等设施，做好部队后勤保障。在当时日伪军经常围剿、严密封锁的情况下，金策成功依靠大家的智慧和努力，很好地解决了400多名指战员的衣食住问题。同年秋，为巩固反日队伍，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哈东支队进行一次整编，补充和吸收了一批新队员，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哈东支队司令部新设经济部，金策成为经济部的负责人。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珠河游击根据地得到不断巩固和扩大，各种群众性的反日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根据地的人民不再受日伪统治的压榨和土匪的骚扰，农民种地既不给地主缴 纳重租，也不上交任何苛捐杂税。因此，群众都称珠河根据地为“红地盘”，而敌人则把这块“红地盘”说成是“共匪的哈东乐园”。在日伪的残酷统治下，能够建立这样一个“乐园”，与金策等共产主义者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与金策
在东北抗日游击斗争形势不断发展的影响和推动下，到1935年春，珠河地区的反日游击队成功开辟了宾县、珠河、延寿、方正、五常、双城等6县的抗日游击区。
为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1935年1月28日，在珠河铁道南三股流，以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为基础，吸收地方青年反日义勇军，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即第三军独立师)。赵尚志任第三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冯群(即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金策任第二团政治部主任，全军共500余人。
2月初，日伪军出动1000余兵力向珠河游击区发动“春季大讨伐”。二团和三团在小亮珠河孟家店附近与伪军激战，击毙敌司务长和参谋长各一人。
3月，金策调任第三军第一团政治部主任。4月，一团到达方正县境内，经军长赵尚志和谢文东、李华堂共同商谈，到牡丹江沿岸建立新的游击区，并与汤原、饶河游击队建立联系。三军司令部率一团及谢文东、李华堂部迅速向东转移，东进途中袭击了小罗勒密、半截河、新开道、老五团、楼山警察局等处。
5月6日，攻破三道通，震动了勃利、依兰地区的敌人，第三军的影响日益扩大。三军司令部和一团在该地区始建造密营，开辟游击区。赵尚志率三军司令部返回珠河后，金策和一团留在依兰、方正、延寿一带的游击区活动。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第三军由原来的3个团扩编为6个团。金策为第四团政治部主任，团长为郝贵林。全团70多人，活动于依兰、勃利一带。10月，赵尚志率第四、五团向松花江下游地区远征。11月，第三军司令部在勃利县青山里召开会议，决定了三军下步活动方针。根据决定，金策、郝贵林带领第四团向勃利、密山、依兰、桦川毗连地带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与第五军东征部队取得联系，并帮助饶河游击队扩编成立第七军。
1935年11月，第三军各团扩编为师。其中第四团扩编为第四师，全师辖3个团，共有I50多人。金策任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师长为郝贵林。青山里会议之后，第四师和军部分开活动，开辟了依兰、勃利、密山、桦川等新的游区，取得 很大的成绩。
青山里会议后，金策和郝贵林率领四师150余人，在依兰、勃利、密山、桦川开辟新的游击区。1936年1月，攻袭了日本在七台河开办的煤窑，扫除了在该地开展活动的障碍。3月，四师与四军共同攻打了石头河子金矿，之后在七台河、保安屯、小五站、十二甲一带活动。
4月，在罗圈河与日军及伪军赫团300多人交战一小时撤出战斗。5月，与第四军配合，在桃山战斗中打死日军20余名，之后进入密山哈达河。为了瓦解伪军，金策和郝贵林派人潜入伪军二十六团进行策反工作，争取了3名伪军士兵做内应，并摸清了该团情况。不久，四师里应外合，分兵三路，以猛烈的火力向该团发起攻击，速战速决，活捉伪团长，缴获步枪150多支，子弹10余箱，俘虏的伪军有40多名自愿参加四师。由于武器和兵员的扩大，四师由原来的3个团又增编第四团和第八团，全师由150多人发展到600多人。6月，四师除留下60多名战士在依兰、勃利坚持斗争外，其余部队在金策、郝贵林率领下同第四军李延禄的部队共350人向宝清县远征。
金策在远征中与四军军部一起行动，并负责指导四军的政治工作。金策很善于做战士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身先士卒。吃苦在先的行动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战士增强了斗志，提高了战斗力。因此，当时四师被称为三军的模范队。经过艰难跋涉，7月中旬，部队到达宝清县兰花顶子东部一带，开辟了新的游击区。
此间，金策曾多次派人到密山一带探寻第五军东征队的消息，但该队受敌人阻截后又折回宁安开展活动，因此始终未能联系上。同时，金策千方百计与饶河游击队建立联系，准备帮助他们完成建立第七军的任务。为了完成上述任务，金策、郝贵林率四师于8月间由富锦开始远征，沿途不断受到敌人的袭击，部队受到很大损失，经过顽强拼杀和急行军，七八天后，终于在虎林县黑嘴子附近与饶河游击队会合。这时两只抗日部队已达600余人，经过研究，决定进攻黑嘴子街。但是，作战计划还没有正式形成，四师刚收编的山林队就暴露了目标，伪军六、七百人向四师驻地发起进攻。
金策，郝贵林等指挥部队英勇还击，战斗持续了3个多小时，毙敌十余名，随后撤出战斗，战斗中金策踵部受伤，伤势较重，不能随饶河游击队一同到饶河直接帮助成立抗联第七军，他只好把“成立七军的方案和意见”转达给饶河游击队的负责同志。不久，四师又返回富锦活动，此间部队有了较大发展。第四师在师长郝贵林与政治部主任金策等人的紧密配合下，成为第三军的“模范队”。他们成功参与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大“讨伐”，保存和发展了有生力量，扩大了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与金策
1936年8月1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根据“八一宣言”精神和军队建制需要，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它由原来人民革命军时期的6个师发展到10个师，共约6000余人。金策任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师长为郝贵林。第四师继续在富锦、宝清、勃利一带活动。
1936年秋，伪满洲国军政部依据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治安肃正纲要”的规定，制定了以宾县、木兰、通河、汤原、依兰五县为中心的“讨伐”计划，从9月份开始对抗日游击区进行包围和进攻。
不久，四师又返回富锦活动，此间部队有了较大发展。
第四师在师长郝贵林与政治部主任金策等人的紧密配合下，成为第三军的“模范队”。他们成功参与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大“讨伐”，保存和发展了有生力量，扩大了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而此时满洲省委已被撤销，抗联部队业已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为了正确应对面临的严峻形势，确定今后的方针和政策，9月18日，抗联第三、六军党委和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在汤原帽儿山北坡三军被服厂召开了联席会议。
会议确定，在军事上，三、六军要相互配合，突破敌人以宾、木、通、汤、依五县为中心的秋季大“讨伐”，开辟以龙江腹地为中心的新的游击区，扩大游击区范围，同时成立了北满临时省，书记冯仲云。按照联席会议的部署，抗联第三军一部向龙江腹地西征。金策和郝贵林率领四师在下江的宝清、富锦一带开辟新区，牵制敌人，支援向西远征的部队，并且担负起为西征部队筹集军费的艰巨任务。
1937年2月，按照司令部的指示，四师由富锦、宝清返回汤原。但到汤原后，未能与三军司令部联系上，四师又返回勃利与抗联四军一师、八军三师在一起联合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三军四师大部分已编为骑兵，活动在密山、虎林边境地区，不断打击敌人，取得了许多胜利。同年10月间，敌人调集日伪军向宝清一带进攻。为了有效地牵制敌人，避免与强敌正面接触，在金策的提议下，四师以部分骑兵与第六军第一师共250多人，联合编成模范师，挺进饶河、抚远境内。同年冬与抗联第七军共同在乌苏里江沿岸袭击敌人，获得一些胜利。
1937年10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六次常委会决定金策调到省委工作，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抗联第三军政治部主任。这时，金策仍在四师活动，在密山、虎林边境地区带领部队不断打击敌人。
1938年初，日伪当局集中兵力，对松花江下游一带的抗联游击区和根据地进行疯狂的“讨伐”，东北战场抗日形势异常严峻，抗联部队损失越来越大。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根据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于1938年5月和6月，相继在巴兰河上游(今伊春市朗乡林业局新东林场境内)和通河县境内召开了第七、第八次常委会议。决定组织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向西北进行远征，开辟黑嫩平原新游击区。并将第三军缩编为4个师，一个警卫团，金策就任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据北满临时省委决定，新任的第三军政治部主任金策与中共北满临时省表张寿籛共同着手整顿三军部队，然后率领队伍西征。金策在下江分别整顿了第三、四、十师，并按照临时省委的指示，于1938年8月7日，同原三军三师政治部主任侯启刚等人一起率领70多名战士，从宝清出发，到达萝北梧桐河下游沿岸，与王明贵领导的第六军第三师会师。9月6日，远征战士每人只拿4穗苞米和其他少许粮食作为给养，从梧桐河畔老等山出发。鉴于大部队行军，目标明显，容易引起敌人注意，行动不灵活，不利于摆脱敌人的追击，同时粮食问题又不好解决，当西征部队到达汤旺河东岸时，金策决定将第三军和第六军部队分成两部分。三军三师骑兵在原师政治部主任侯启刚的领导下，以铁力、庆城为目标前进;第六军的第二、三师在他和六军三师师长王明贵领导下，以海伦、通北为目标前进。金策率领部队在荒无人迹、荆棘丛生的深山密林中艰难中跋涉，面对饥饿、寒冷、酷暑和野兽袭击等一系列自然环境的考验，还要应对尾追堵截的日伪军的袭击，坚持带领队员完成远征，于1938年10月8日(农历八月十五)到达绥棱县张家湾河口一带的白马石，与冯治刚和新编第三军三师师长许亨植、副师长张光迪会师。
金策到绥棱后，于10月10日召开三、六军干部会议，研究部署西征部队的行动计划。一是根据会师前许亨植和冯治刚已准备远征的实际，决定三军八团一连38名、六军一师六团40多名同志组成远征部队，由军事负责人张光迪，政治负责人陈雷率领，远征到德都五大连池、嫩江沿岸一带，试图与“红军游击军及马占山挺进军打通，更有效地牵制敌人与响应中国抗战前方作战”。二是决定成立西征指挥部筹备会，统一指挥已到海伦地区的第三、六、九军。三是决定三、六军西北部队共同成立短期训练班，以培养干部。四是为了加强地方工作，决定第三、六军近期选择四名能力较强的同志到讷河、绥化、庆城(今庆安)、肇州等地开展群众活动。这次会议及时地为西征部队到达海伦地区后开展武装斗争和开辟抗日游击区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为后续西征部队的到来和开辟新的游击区做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