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宋靖艺术教育访谈

特稿 - 宋靖艺术教育访谈

东北印象陈炳君摄

编者按：宋靖，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中国女摄影家协会理事、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全委会委员。出版有《行走中国（一）（二）—宋靖摄影作品集》《中国纪实摄影家成长实录》《蒙古族少年的回家之旅》《扶贫视觉》等著作。曾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中国摄影家协会“金飞马”策展人奖。曾任中国摄影金像奖、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全国摄影艺术展评委。在多年的教学和创作实践中，宋靖教授始终秉持独特的艺术教育理念，2019 年 6 月本刊记者就艺术教育的相关问题采访了宋靖教授。

中国摄影家（以下简称中）：现在的高校教育，一般会划分人才培养的类型，有面向社会的应用型人才，还有面向科研岗位的精英型人才。您在教育和教学中是怎么安排这两种不同类型人才的培养的？宋靖（以下简称宋）：从教育上来讲，我们都是一样地培养，没有分别。但是做艺术确实需要天分，还需要个人热情。实际上，就算学校千挑万选也免不了有学生就是为了混个学位而来。这样的学生，我们也没想着他从电影学院毕业就一定成为摄影家，但还是希望通过大学四年的学习，他能够理解人在社会中生存需要有使命和担当。其实，每次我们都希望招到真正喜爱摄影的学生。他们会不会摄影方面的具体操作都没关系，我们可以把他教会。他要真的喜欢，有学习的愿望，我们教他怎么去实践，他自己也有决心和勇气去克服困难。这样的学生通过在电影学院四年的学习，都能够掌握摄影基本技术和技巧，摄影史和理论，及与摄影相关的创作类型。这些对学生来说非常重要，至少能让学生看懂什么是好照片，也能让学生拍出他想拍的照片。更好的情况是，学生可以从生活中提炼出艺术化的形象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从而完成创作。

在此，我想谈一下高校创作导向的把握问题。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是 1996 年由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摄影系与中国摄影家协会合办的学院，专门从事图片摄影教育。北京电影学院的摄影教学是在学院创办之初，由吴印咸先生建立起来的。吴先生和他的徒弟们从延安走来，怀着对党对人民的无限热忱，对新中国万分期待，在北京电影学院创建了摄影教学体系。因此，北京电影学院的摄影教学有着强大的红色基因，骨子里有很强的使命担当。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一以贯之地渗透在我们教学的各个环节中。我们秉承现实主义创作方向，在继承传统中不断创新。

一进摄影学院大门，就能看见墙上挂着吴印咸先生拍摄的《白求恩大夫》这张名作。这是提醒老师和学生们在进这个门的时候，要有敬畏之心，要不忘历史，要牢记使命。学生们的创作可以借鉴和学习国外的经典艺术作品，但不应脱离中国的现实生活和本民族的意识形态。我们的学生在学习艺术时常常会觉得“外国的月亮更圆”。实际上，在我们的文化根脉里，一样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弘扬的东西。

我们一直提倡并教给学生，艺术创作的源泉是生活，即便搞时尚摄影也是如此。我们之所以能接受很多外国的时尚摄影，甚至艳俗艺术，就是因为有生活的痕迹。美国艺术家杰夫·昆斯（Jeff Koons），他的小狗在全世界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因为那东西本身就是玩具，很多人在童年时都玩过，所以它成为艺术作品会唤起那么多人的回忆，这就是运用现成品的效果。当代艺术拿现成品进行创作，同样来源于生活。如果懂得融会贯通地学习，就会觉得中国与西方、传统与当代、生活和艺术并不是脱节的。

我觉得现在国内对当代艺术的理解有失偏颇，好像不用电脑合成，不反经典，不反体制就不是当代艺术了。学生成长过程中有很多美好的生活，也有一些痛苦和彷徨，当他们长大以后，再看这些烦恼会觉得很正常，也能理解。学校教育不应该片面引导学生去挖掘成长的痛苦，挖掘生活的阴暗面，因为痛苦、阴暗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应该引导他们积极面对充满生机的生活，去发现美好的、真实的、善良的东西，从中寻找让人感动的题材；激励他们去寻找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逐渐走向成熟。

痛苦和苦难是艺术的动力，这点我认可。但将痛苦和苦难展示出来，是为了唤起别人对这些东西的认知或者反思。好的艺术家应该将痛苦隐藏在作品背后，将努力向上的精神表现出来。梵高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他苦难无边，人都疯了，但为什么大家愿意看他画的向日葵，因为他的画给人以美好，让人感动，这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发现感动，发现美也是符合教育规律的。教育是要使人学会如何不再迷茫，然后理性地去观察生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造梦赵娜摄

中：我们的生活、思想中已经存在很多与当代艺术理论同质的东西，不少引进的当代艺术和艺术理论，跟我们自己的创作和理论相比只是形式不同，但从本质上看，西方理论真的更深刻、更高明吗？也不一定。宋:很多东西我们的老祖宗和前辈都尝试过。有的学生觉得我们现在的文艺思想是毛主席或者习总书记提的，是政治，不是艺术。中国有中国的特色，文艺思想、文艺方向逐级落实，层层传导，起到凝心聚力的作用，让人心明眼亮地搞艺术创作。习总书记说：文艺创作方法有一千条、一万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到人民中去感受火热的生活，表现波澜壮阔的生活。

西方艺术家关心个人感受，但个人感受如果跟生活脱离太多，他的作品也一样不被别人接受。实际上，所有的东西学透了以后都是相通的。因为人类社会的感情是相通的，艺术是要传情达意的，让别人能够理解我们的感情。没有哪一个艺术家说我的东西最好让人都看不懂。艺术家都愿意引起共鸣。在艺术导向和教学上，我们不能以给学生创作自由为幌子，不去引导学生走正确的道路，放纵他们去追求一些摸不着边际的东西，这是对学生不负责任。就像开车没有交规，谁都走不了，艺术也是一样，展示的作品只要出现在公共场所，就要负社会责任，要符合公序良俗。普天下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有规范，我们的表达也要保住底线，守住红线。

中：我们引进当代艺术，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那时候的影响没有今天这么大。我们去培养和鼓励艺术家，去挖掘一些非常个人化的东西，但就像您刚才说的，艺术教育或者人文教育都是帮助人的，让人们在面对个人情绪失控的时候，有对当下准确的理解及合适的决策。让学生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情绪，其实就是让学生从个人情绪里走出来，而不是像有些当代艺术那样，把学生推到没有边界和底线的悲观情绪里。宋：是的，学生会迷失。我认可当代艺术本身。但在教育过程中，必须有非常明确的导向，就是我们的教育观、艺术观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吻合，这是我们的坐标。

教育本身有很强的规律，是循序渐进的，要对学生言传身教。现在的教学评估提出一个词：以本为本。好的大学，都要以本科为根本，同时发展研究生教育。我们学校说“做艺先做人”，筑魂育人，要给学生心里埋下一颗好种子，而不是病种子。如果埋下的是一个参天大树的种子，它就会越长越茂盛，这就叫筑魂育人。要帮学生把灵魂安置在合适的地方，帮他们找到自信，启发他们去寻找理想之光，从而找到应该担当的使命在哪里，这是高校的首要任务。这个工作做好了，学生出了校门，想尝试各种方向的创作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心智健全了，他会克制，知道边界。教育是分时段的，在某一个时段里，我们要做什么，不做什么，要遵循艺术规律、教育规律。

中：这是艺术教育中很迫切的任务。就像您说的，埋下一颗好种子，这个种子培育好之后，学生可以学习和接触任何东西，他会有意识去分辨，不会被轻易带跑。所以，从艺术教育的角度来看，与其说引进当代艺术，不如说认识当代艺术。把当代艺术到底是什么介绍给学生，而学生本身有一个根基，那学生接受时就懂得分辨好坏。现在的教育还是缺少这个，能看到的引进的艺术，很多会把学生带到一个狭小的层面上。给他一个梵高的作品，会被梵高的艺术带跑；给他一个弗里达的作品，会被弗里达的艺术带跑。他们的东西当然都很优秀，但对他们有更深入的认识之后，再来看，会有不一样的体悟。宋：我在想如何把大家召集起来讨论这个事情。我一点也不排斥当代艺术，但就像你刚才说的，重要的是重新认识当代艺术。当当代艺术和我们的文艺理论打通后，会发现它们一点都不冲突，只是说话的方式不一样。同样，创作方法上也大同小异，用现成品创作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当代艺术的开山之作—杜尚的《小便池》，就是人们生活中天天会用到的器物。

习总书记在文代会上的讲话，我们听完都很振奋。比我年龄还大一点的那些老作家、艺术家，下午座谈的时候激动不已，听说李金斗从头哭到尾。为什么激动？他说，习总书记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他觉得，这么多年文学和艺术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为劳动人民服务的道路，在瞎搞、调侃、戏谑。那么，我们的艺术是不是出问题了？这一代年轻人吃穿不愁了，就追求享乐的生活，很少考虑人生的意义，现在的艺术尤其是电影正好迎合他们的心态，这种电影我是看不下去的。德国电影《窃听风暴》的导演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尔克（FlorianHenckel von Donnersmarck），拍摄时才 30 多岁，他是对自己国家那一段特殊历史有深刻认识的，我们需要这样的艺术家。

一个人的肖像刘晓龙摄

中：当下整个文艺氛围是非常商业化的，而商业化就要迎合公众，趣味自然就变了。宋：越来越低，形成恶性循环。电影产业给观众提供什么，他们就接受什么。观众适应了低俗的节奏，再想去提升他们的趣味，就很难了。有些人僵化地认为所谓当代艺术就是反政治、反体制、反社会，艺术就应该只关注自己，反对一切美好的东西。这根本就是误解了当代艺术。

中：现在网络表面上很透明，但其实它是一个光线很难照到的角落，那里面容易滋生很多负面思想。那些影响价值观的外来思想很多都藏在里面，它们的影响力很大，而我们的努力就是在尽量改变这种局面。宋：你说的对，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就会滋生细菌。咱们的学生从小生长在阳光下，对阴影的东西有好奇心，去阴影里看一圈，体质好的可能不会被传染，体质差的就被病菌感染了，想治疗还需要时间。所以我们要给学生一个特别好的身体素质，也就是良好的专业基础，然后，学生自己再想怎么做，就会有他自己的判断。

中：挖掘个人内心感受来创作，可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像梵高，从社会中被隔离出来之后，到法国南方去画向日葵。我觉得不光要看到这个表象，还要把他跟社会和人群隔离的痛苦揭示出来。梵高的作品很好，但如果“梵高”出现在你身边或者家庭里，是会让人非常痛苦的。宋：对。梵高的作品让世人接受和崇敬，是因为他用生命去表现生活的美。他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美好生活，但命运没有眷顾他，可他依然画出了浩瀚无垠的星空和热烈奔放的向日葵。他的人生轨迹是这么走过来的，不是刻意安排的。他到法国南方去画画，在那儿，他跟高更发生矛盾，那个跟他有感情的妓女也离他而去。这样的生活状态，是我们能模仿的吗？假如有个人想成为梵高，那现在把他送到山区，他就能成梵高了吗？

所以，看梵高的人生，我们应该认识到，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不同，你在自己的人生轨迹里认真去做该做的事情就行，至于结果如何，谁都难以预料。梵高最终成为梵高，恐怕他自己都不知道。梵高的所有作品全是写生，而咱们今天做当代艺术的人哪儿也不去，就在电脑前调图。这不是艺术本身，这是商业。

中：梵高是被动地到那个局面里的，但他非常积极地面对自己的处境。宋：他说他每天最高兴的时候，就是背着画架在田间奔跑。我最想让学生知道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苦难，就不要自寻苦难。赵无极一天罪没受，也成了大家。如果你生活里本来有很多苦难，你要做的是学会面对，要以最美好的状态和作品示人。这就是我们要学习这些艺术家的地方。

中：在没有办法选择的时候，一个人要以最饱满的状态来回应他的处境。一战、二战之后的现代艺术中有很多非常低迷的情绪，梵高也有类似的处境。但他很饱满，他让人看到，他的灵魂在这样的处境中依然能够释放出的最大能量。宋：对，不是割了耳朵就能成梵高。像有个女艺术家，把乳房都给弄得乱七八糟的，然后就能成大师了吗？这是刻意摧残自己，摧残自己的心灵，摧残出来的东西别人也接受不了。要在自己的人生轨迹里争取最饱满的绽放。杰夫·昆斯没受什么苦，毕加索说他的法语都是在女人怀里学的，他不也成大艺术家了？艺术就像是我们生命中自然流淌出来的东西，没有这种东西，寻找再多苦难也成不了艺术家。

回到教育上，我们不能把学生逼到你不痛苦就不深刻的境地。我现在经常跟学生说，家里条件好，来学艺术，他自己轻松、自由。他只要有眼睛、有耳朵和各种感官，能在社会和天地之间汲取营养就行。还有一种，就是天生就很苦。我有一个学生考上研究生的时候没有钱，没办法，我给他找个地方工作，挣些钱去找地方吃住，然后努力学习。我告诉他，要有担当要为这个社会服务。现在他毕业六七年了，是江西省第一纪录片导演。当时如果不去正向引导他，他的心早就死了。我跟他说，你这是生在中国，如果在美国，你根本不可能上电影学院，在这样的环境中，你要不为国家做贡献，就太没良心了。他说，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总能遇到好老师。我说，这事都是相互的，你之所以能遇到好老师，是因为你自己够努力。所以，这孩子从小遇到的苦难就成了他创作的不竭源泉。

视而不见的风景聂小涵摄

中：只要内心有动力，能够输出自己的才华，在任何环境里都可以成为艺术家。割腕自残这些行为表面上很特别，但能做出这些行为的人，对艺术的理解大都很片面，他们没有深刻认识到艺术的本质是什么。当艺术家认识到本质的时候，就不大会去割腕或者弄很奇怪的造型。

宋：这些问题确实是艺术教育中非常关键的东西。如果一个老师偏颇了，就会影响很多学生。如果学生一旦钻到误区里，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走出来。

中：我们的艺术教育在介绍成功艺术家的时候，不光要展示他的作品，还应该介绍他的背景。他是从顺境出来的，还是从逆境出来的；他经历过什么，这跟他的作品有什么关系……这样全面展示出来，艺术家的形象更饱满。即便某个人物有偏激的行为或不幸的遭遇，也会因为有详细的来龙去脉而不会造成断章取义的误解。现在的艺术史论，多是讲艺术家创作了什么，手法上有什么特点，很难看到鲜活的艺术创作的理由。宋：要知人论世，不能够把学生领到歪道上。

中：我觉得就是把艺术家的经历深入挖掘出来，跟他的作品连起来看。墨西哥女艺术家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十八九岁时出了车祸，一辆运送颜料的车撞了她乘坐的公交车，车翻了，身体被钢管穿过去，颜料洒在她身上。虽然她后来恢复了，但是有很多并发症和后遗症。她有如此悲惨的经历，但是她在画面中呈现的自己是异常平静的，没有任何过激的情绪，就是最平常美好的感觉。我们看她的作品，再联系她的经历就能感觉到那种平静的力量。一个有如此不平常经历的人，竟然呈现出如此平静的画面给观众，是非常难得的。宋：是的，她没有抱怨社会，她有那些惨痛的经历，她更有说和不说的权利。如果她来表现残酷，所有人都能理解，因为她经历过残酷。但是她没有呈现这些东西，她有另外的追求。残酷不是驱动力，反而美好才是。我们要讲明白这一点并且传播出去，这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