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至善：成都开明书店的故事

叶至善：成都开明书店的故事

叶至善（1918—2006），著名编辑出版家、科普作家。曾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政协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进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民进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

当年乐山只土桥街有两家书铺，叫作永言书庄和昌言书庄，老板是姓周的兄弟俩，都是和气生财的面相，哥哥更胖一些。奇怪的是那回遭炸，土桥街上就这一东一西，双胞胎似的两家书店岿然不动。乐山和西南各县的中小学教科书一向归他们供应，忙上两季，一年的进账就齐了。铅字排印的古旧书有这么两架；常用的工具书跟大后方各地一个样，都早已售缺。桂林、重庆、昆明出版的新书杂志，他们一律不进货，使乐山唯一的最高学府当局十分放心。在这一点上，成都跟乐山大不相同，原有大学两座，加上内迁的在十座上下。书铺呢，商务、中华、世界等的分店，都在商业中心春熙路上；少城公园北边的祠堂街，原先只有一家开明的特约代销店，挂着“成都开明书店”的牌号，三四年来，大小书店连成了串，到西口又南拐，一直开到了公园东门对过。大后方各个城市出版的新书期刊，在这里都能找到。再说报纸，成都当地的日报有三四种，大多附有副刊；重庆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新蜀报》《新民报》等等，隔天准能看到。我可以举出许多事例，说这一回搬到成都是搬对了，其中头一件，就是跳出了宁静的闭塞。我想父亲会同意我的看法的。

成都开明书店跟开明成都分店不是一码事，这件“双包案”，我本来想不提的，写到现在方发觉不交代清楚还不成。先是洗人先生把雪舟先生从汉口调到成都，让他当开明成都办事处主任。成都开明书店在抗战之前就开张了，老板是本地人冯月樵先生，主要经营开明在川西的销售业务，包括批发和门市。办事处是总店的派出机关，管理这一地区的资金核算，书籍印制，以及与别的地区的协商调度，如果改作分店，把销售也担当起来，岂不利落。月樵先生哪儿能不明白，到合同期满，成都开明书店的牌子不得不摘下来了。雪舟先生又不想太伤感情，撺掇他带头集资，自己搞出版，还答应大力相助。月樵先生真个办起了一家普益图书公司，雪舟先生拉了几位开明的老作者业余给他当编辑。他请我父亲当总编辑，我父亲没答应，回说在教育厅任了职好像不大方便。他立刻改口说要我母亲去帮忙，父亲答应让我母亲一个星期去两个半天，料理些编辑方面的杂务。

月樵先生对市面是极熟的，我记得他对选题出过的三个主意，后来实现了一个半，这就很不容易了。一是要我母亲编一本小字典，说《学生字典》脱销已久，总不是个事。只要编出来，就一本万利。母亲说她没有这个本事。雪舟先生说，把过去的旧字典收罗几本来，择善而从，改头换面抄一遍，不就成了么。母亲把收罗到的小字典带回家，跟父亲一说。父亲说：“哪能有这等便当的事，揽在身上有苦吃了。”我听了说：“让我学着抄一部分吧。”一动手就发现还不能一抄了事：许多僻字，小学生是碰不着的；许多熟字，小学生是用不着查的；还有些字不说还清楚，越说越糊涂。怎么办呢？母亲和我的标准不一样，父亲最后通读一遍提出意见，吃饭的时候倒有可谈的材料了，可是都说没有把握。好在最后讨饶作罢的还是月樵先生，他发现成都没有一家排字房能接字典的活，也找不到如此高水平的校对，连重庆也是这样。

左立者为叶至善，右者为叶圣陶。

二是说抗战前，我父亲和子恺先生合作的《开明国语课本》，在成都销路不差，现如今因为内容跟不上形势，停版了。可不可以请两位重编一部《普益国语课本》呢，我父亲回说，子恺先生如果答应，他就同意。子恺先生当时在贵州遵义浙大，回信答应了。先编写初小的八册，多数课文由我写了初稿，父亲修改之后，母亲誊正，韵文几乎都是父亲自己写的，一并寄给子恺先生作画书写。可惜成都没有做锌版的工厂，只好用木版印刷，刻工又跟纸张一样拙劣，拿在手上叫人伤心，没劲。印了头五册好像就无下文了，这个主意只好算实现了一半。

三是创办月刊《国文杂志》，说现如今的中学生国文程度实在太差，给他们一些必要的辅导是义不容辞的。说中学生的国文特别差，我父亲是一向不同意的；数理化生音体，跟国文相比，程度也好不到哪儿去。念了一辈子“子曰”没念通的人有多少位，两千多年来不曾做过统计，只孔乙己一个，因鲁迅先生给他作了篇外传，才得以流芳百世。没念通也不能怪孔乙己程度低，得从教育目的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去找问题。办一种月刊谈谈这些问题，给学生们一些启发，多少有点儿好处。我父亲答应了下来，让我母亲出面当主编。一九四二年一月出创刊号，三十二开土纸本，才两万来字。四篇主要文章是父亲自己写的，除了《略谈学习国文》一篇，其余都署的笔名；杂志社的零星通知都不署名，还挑了两篇我们兄妹三个的习作，这是现成的。父亲当时就寄了若干本创刊号给桂林的朋友，约他们写稿。最先回信的是云彬先生，他大呼可惜，说他们正在打算出版《国文杂志》，已由文光书店出面申请登记。十六开本，约五十面；虽然也是土纸，可不像成都的那么糟。桂林的朋友们都主张不如把普益的停了，集中力量办好文光的。父亲只好找月樵先生商量。月樵先生很大方，说既然这样，《国文杂志》就维持到六月号告一段落，向读者公告移到桂林出版。父亲的这一出独角戏，直唱到了四月底边第六期发稿。文光的《国文杂志》八月创刊，人称“桂林版”；普益的就成了“成都版”。附带交代一声：《国文月刊》是另一码事，是西南联大和昆明师院的学术性刊物，印制销售由开明桂林分店代理；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才归开明书店在上海编辑出版。

（来源：《父亲长长的一生》，作者：叶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