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史||告别黄金年代的译制片配音演员
“好声音本身也是一种内容。”配音是“魂的再塑”……一茬一茬的人也在被“经典”这个载体记录下来，像仓廪堆谷粒或杯中盛水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9期
文 | 孟依依
曹雷（左）和刘风 图 / 罗俊
无论什么领域，体验过黄金年代的人和别人不同的是，有一种骄傲、遗憾和困顿带来的复杂情绪。
促狭鬼
“所以你说‘促狭鬼’要怎么念。”一位灰白头发的老人从公寓楼里走出来，穿了一件牛仔外套和深色灯芯绒裤子。上海连日多雨，旁边的高个年轻人给她撑着伞。“要是念‘cokaju’（音，江南方言），北方人听不懂；要是念‘促狭鬼’（普通话），没人听得懂，南方人也不懂，北方人也不懂。”
“是得查查这个到底怎么念。”年轻人应她。他们几步走到一辆黑色车子旁，收了伞上车。
老人叫曹雷，是上世纪70年代进入上海电影译制厂（以下简称“上译厂”）的配音演员。如果听声音，她是《茜茜公主》中的苏菲皇太后、《穿普拉达的女王》中的米兰达、《苍穹之昂》的慈禧，也是2010版《红楼梦》中的贾母。
“女王专业户。”年轻人打趣，他叫刘风，上译厂副厂长，一张圆脸看起来总是充满着热情。
1950年以来，译制厂将外语片翻译、配音、混录然后放送，那些电影构成了国人对外国的想象，“人们就像是突然从一个封闭的黑屋中窥见了从窗外投射进来的一派春光。”70年代，得益于政治内参片的需要，和一位“集艺术管理、翻译、导演三大核心能力于一身”的厂长陈叙一的带领，上译厂很快集结起第一代演员，并开启黄金时代。
上译厂在那时候摸索并保存下一套译制片的制作流程。当翻译拿来翻译好的文本后，需要根据画面进行初对，电影画面播放的同时至少有导演、演员、翻译和口型员在场，其中口型员很关键，他们的作用是根据原片演员口型数出一句话中能放多少中文字进去，演员必须经过数口型的训练。文本的初对会花去一个星期的时间，然后所有演员被叫到一个棚里录音，经过鉴定、补戏，最后合成：一个月后，一部译制片便出炉了。
忙的时候大家没日没夜干活，一边吃饭手指还在敲着桌子数口型，晚上洗脚时因为想台词忘了脱袜子。有时候在闷热的夏天录群戏，要挤过汗涔涔甚至光膀子的人群努力到收音筒前面去，但所有人都乐此不疲，并且在许多年后依旧怀念。
一周后我去拜访上译厂前任厂长乔榛。1975年，他进入上译厂，三年后他参与配音的《尼罗河惨案》正是黄金时代孑遗——上译厂的老牌配音演员大多出演，“生旦净末丑齐全”。“当年，我们以此为荣的。我们能从事这样一个事业，觉得踏入了一个圣殿，从事艺术创造，所以我们诚惶诚恐。”乔榛的左半边十年前已经瘫痪，走路时要借助一根一米长的金属拐杖。
刘风的车子开到城市北郊高架旁一片工业园改造的文创产业园，里面有一间录音棚。录音棚不大，一共二十多平的地方被分割成两间，里间可以容两人录音，悬着两个黑色的收音筒，外间是录音室的工作台，坐着带脏辫绑发带的录音师。曹雷一个人进到里屋，没有对手演员，她摆好水杯就开始录音。
三个小时后，录完戏的曹雷拿上外套，在走廊上一边穿一边兴高采烈地对我说：“80岁的牛仔，后天就要去加勒比海岸了。”她是经历过译制片兴起与衰落的人，看到上一代人的品质，也为此景惋惜。他们始终坚信译制片存在的合理，也不放弃能用声音做的任何事情。
2018年，刘风决定尝试一种新的创作方式——做一部有声剧，正式进入互联网音频市场。不是作为上译厂的副厂长，而是作为一个配音演员去尝试走一步。
上世纪80年代，上海电影译制厂演员组合影
别扭
最早的主意是和作家蔡骏合作，由刘风一人来读《镇墓兽》，投放到互联网音频平台喜马拉雅。悬疑小说在喜马拉雅的播放量往往以亿为单位计算，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摸金天师》《阴间神探》和《茅山道士系列之捉鬼天师》，其中《摸金天师》的播放量将近30亿。
在听完刘风的声音后，喜马拉雅提出录制《红楼梦》有声剧的想法，尝试把原文一字不落地读下来，刘风将担任总导演并朗读所有讲述部分。
2月份，我在上海广播大厦见到刘风，他穿着干净的皮鞋和挺括的西装裤、灰色毛衣，挂了一条灰色围巾。他的办公室在19楼，下了电梯左右是狭长的通道，墙上挂着译制片海报。
往左，在《功夫熊猫》和《加菲猫》的海报之间是刘风的办公室，他为这两部影片的主角配音。在他的办公室，穿过巨大的窗户可以看到上海的楼房和街道，和南方潮湿但仍显出萧条来的冬日。
“我一直纠结着这种方法能不能做。”刘风讲。
往右，第二间是张欣的办公室，他是《红楼梦》有声剧的另一位导演。
“我们都是吃饱撑的没事干，自己给自己找的事。”张欣开玩笑，他的嗓音尖，咬字紧，带着更浓重的北方口音，比起《红楼梦》，他更偏爱《白鹿原》这样的小说，“我不太做那种自己觉得很高的一件事，不太能弄的一件事。你知道它的巨大，也知道这么大的一部作品，没有办法去给它做到所有的人都说好，能有30%的人喜欢我就知足了。”
弄不好，众口难调，耗了一年到最后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也没有达到听者想要的，“自己会很别扭。”
那天刘风带着曹雷正是去录制《红楼梦》有声剧，“促狭鬼”念法的问题也是出自这个制作。恰巧遇到了两个年轻配音演员，女孩念薛宝钗，男孩念冷子兴和空空道人。见到曹雷进录音棚，门口的男孩立马站直了身体，狭小的空间让他显得更手足无措了一些。他讲到前不久和曹雷擦肩而过的经历，有一回上完课他有事离开，“后来才知道全班同学都跟您合了影只有我没在。”他说。
喜爱他们的人依旧像看明星一般看待他们，只是这部分人已经变得很少。译制片逐渐从一二线城市的院线淡出，往更小的城市或者电视上走。
张欣广为人知的配音角色之一是游戏《守望先锋》中的狂鼠，但他承认录制游戏角色远没有录制电影花的精力多。拧巴的状况是，他最喜欢的是《海边的曼彻斯特》，但没人提起那是他配的。
“这不是一个错误，这不是一个对跟错的问题。年轻人还是关注声音，但是怎么让他们来关注我们是个难题。也许翻过来，背后是条路呢，知道狂鼠，然后翻过来关注《海边的曼彻斯特》，关注《红楼梦》。”对于译制片不受欢迎，张欣说，“应该怨我们自己，是我们从业者没有做好，怎么能怨观众不来听呢？配音与表演是密不可分的，但现在配音的懂表演的、参与过表演的太少了。”
以《红楼梦》开场并不是个万全之策，但达成共识的一点是，像刘风说的——到了这个年龄有一种责任，觉得要留下一些东西来。
上海话中有一个词叫“老克勒”，形容受西方文化冲击又具有绅士品格的老白领，他们总是悠闲、雅致和一丝不苟，用来形容译制片的配音演员们也是恰当的。所以，在刘风的关心范围内，还包括上海译制厂要以怎么样的处女秀开场。
张欣 图 / 尹雪峰
天赋
“480个人，每个人一人一面，一人一命，要让所有《红楼梦》里的人、《红楼梦》里的物都发声。”顾文豪是喜马拉雅内容副总监和《红楼梦》有声剧制作人，他希望打造一个经典IP来树立有声剧的行业标杆。
刘风去找曹雷配贾母，乔榛配贾政。但是当下，即使一人饰演多角，要寻找二三十位能演《红楼梦》的年轻配音演员也是不容易的。
最终他们通过培训机构等渠道从厂外找到一批配音演员，最小的仅有18岁，有些孩子还没完整读过一遍《红楼梦》。和传统译制片不一样的是，这一次他们没有可借助的画面，要用声音来完成一个角色的塑造。
起初，最受争议的角色是林黛玉，听众在节目底下留言说“黛玉或许违和了”。出于对演员录戏状态的保护，刘风替她婉拒了采访。
在最开始选角时，张欣能听到“年轻，那时候女孩子稚嫩的东西，比较真挚的情感，她都有”。只是，从事与人物内心打交道职业的人永远都在年龄与心境的时差困境中。
张欣青年时演话剧《雷雨》中的大少爷周萍，“那么宏大的一部作品，舞台上一站，当当当走，好！过瘾！”直到几十年后才能明白人物除了自私怯懦之外的孤独和敏感，但等明白过来，已经到了要扮演老者的年纪，到了这样的年纪，却还没明白老者的心境。
写《红楼梦》的曹雪芹在江宁织造府度过锦衣纨绔的童年，到青年家道凋零，于中年写就《红楼梦》，未及晚年便辞世。“这些年轻人是老者写的，给他灌输这么多东西，他只有丰富了，这个人物才有味道。”张欣说，“可是年轻人的特点就是单纯。”
于是几位前辈在录戏过程中不断给年轻演员讲戏，他们让林黛玉去找一个矫情的角色来找感觉，让他们先对戏，有时候一块儿躺着，有时候站起来找声音之间的距离感，排演上两三个小时，再根据情绪记忆演出来。
“敏锐的感应能力是一种天赋。”乔榛说，“像刘风是个有天赋的人。”但是刘风自己真正察觉到那一刻是在从事配音之后第十年。
1999年，刘风担任影片《诺丁山》男主角的配音演员，在电影最后，男主角在记者招待会向女主角表明心意，讲完那一句，身旁的乔榛立马说“对了！”《诺丁山》也为刘风带来了2000年的华表奖。
“我到现在也在琢磨这事，用语言很难形容，就突然一下，好像听到咔一声似的。”从那之后知道了该在哪里用力，不是使劲去表演，或者展示自己的声音，而后游刃有余。
用曹雷的话说是“演员不要有自我意识”；用乔榛的话说是要“去烟火气”，“那种虚浮的夸张的自我展现的自我欣赏的，甚至想要博得观众掌声的那种意念，都要去掉”；用张欣的话说，就是帮助他（原片演员）一起来完成这个角色。
碰到那一刻是很难的，也许有的人一辈子也碰不到，工工整整地做完自己一辈子的工作而已。
乔榛
“加工厂”
采访期间，我去看了一场朗诵会，乔榛、刘风和张欣都参加了。上海大剧院，四层高的剧院满满当当坐了人，也许是周六的原因，也许是难得天晴。
念到第五首的时候乔榛出场，披着一身垂地深蓝纱长袍，左手拄着那根金属拐杖。一位穿着西装的后生跟随他走到舞台上，乔榛站定，转身把拐杖递给他。后生双手接过之后鞠了三躬，退回幕布后。
“老先生脚不来事了。”底下有人小声说。
乔榛原来的一头黑发因为癌症化疗落尽，左手总是垂着。按理，他现在应该继续服用化疗药，但吃了十个疗程之后他觉得精神越来越差，吃不下饭，于是和医生商量后停止服药，“抓紧时光，因为对我来说不长了”。配音、朗诵能给他们继续带来愉悦感，“进入到角色和场景中去是快乐的”，这种快乐，几十年了都没有衰减。
1993年，乔榛试图推出一种以朗诵为主的新剧种，以古今中外名著片段为素材，加入舞蹈，运用多媒体，“可惜后来没有精力复排和精排”，这次尝试因此夭折。
90年代，译制片的黄金年代结束了。
满街都是录像厅，日夜播放着盗版影碟，有人搬着摄影机到宾馆把录像带子录下来加上粗糙的字幕又转卖出去。刘风才不去看，他觉得那不能叫电影。经济大潮很快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重心，在八小时的工作时间之外，人们拼命地将自己的空余时间变现。
成为配音演员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受欢迎了，在戏剧学院，原先平行并重的“台词”和“表演”课出现了明显分化，适合年轻人的戏越来越多，拥有更多成名机会和社会资源的演员吸引了大部分人，而一部译制片能拿出的所有费用仍只有五万元。人们还开始讨论译制片存在的必要性。
刘风形容传统译制片有时候像是“加工厂”，有甲方就有生产，但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经不起风吹草动。”为了拓展品牌，除了译制每年从中影公司接到的电影，刘风还以配音演员的身份去找电视剧、动画、游戏等制作，并寻找与译制厂的合作方式。
2012年左右，刘风注意到了网剧的出现，两年后，网剧的发展突飞猛进，大量小说被改编，他意识到声音也可以，只是还没出现稳定的盈利模式，他又等了等。“要做有自己知识产权的内容，必须走这条路。”他说，“如果这次《红楼梦》成功了，下一步就是找到和译制厂的结合点。”
2007年，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工作场景
搁在那里
顾文豪觉得译制厂其实应该更早和更主动地介入市场，“听众愿意为讲述付费，愿意为好声音买单”的基础已经形成。去年4月，平台主播“有声的紫襟”的月收入已达到百万，引发了大量关注和讨论。
关于“加工厂”一说，从听众的角度来说，“好声音本身也是一种内容。”顾文豪讲，“我们原来的理解他们只是去传递一个东西，或者配合一个东西，但其实是他们创造的。”如乔榛总是强调的，配音是“魂的再塑”。
最后一次和刘风通话，他正在录音棚录音，用一贯热情的语气告诉我说，听的人催我们更新呐，现在一周两回已经跟不上了，我们要赶紧录。刚开始播放时，刘风不敢打开后台看数据，“怕影响创作激情，我们这搞创作的都很脆弱，经不起打击。”
更新一个半月后，他才到后台去瞧了瞧，有声剧的点击率已经累计到324万，虽然离2000万这个热播门槛还有距离，但全部听完的听众占到76%。
演员们逐渐熟络后有了某种大家庭的氛围，曹雷的包里总是带着一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的《红楼梦》，乔榛在自己台本上要拿着红色的笔一句一句划下来，刘风找到了一种把讲故事、评书和讲述三种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叙述风格，年轻演员找不准感觉的时候，张欣还是会每天都很“崩溃”。
好的坏的随时都在发生，在所有章回更新完之前，刘风还可以把纠正过的音频版本重新上传，以覆盖原来的版本。到最后，就不动了。
“这就代表我们2019年的作品，再把后来的理解放进去了，也不对了。我们就是19版。好，好在哪；遗憾，遗憾在哪，都会有。但搁在那就不再动，它完成的是某种记录。”刘风以前不明白为什么非要翻拍经典，“没戏可拍了吗？”从这时候开始才大概想明白一点，一茬一茬的人也在被“经典”这个载体记录下来，像仓廪堆谷粒或杯中盛水。
“所以‘促狭鬼’怎么念呢？”
“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参与制作的各地人民都有。”最后，他们选择了最通行的语言，“还是标普吧。”
